李濠仲專欄:台灣那些正義凜然的意見領袖也可能是仇恨的發動者

李濠仲 2018年02月13日 07:00:00

當年722事件讓所有挪威人共同經歷了最驚悚的一幕,心中有傷,臉頰上有淚,但他們很清楚知道那不該是仇恨的養分。(攝影:李濠仲)

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攻擊事件,一名極右派的政治狂熱分子先在政府辦公大樓引爆炸藥,接著再驅車前往40公里外的小島持槍掃射正在進行團體活動的青年。總計造成77人死亡。槍手是當時32歲的布列維克,目前他在挪威重刑犯監獄服刑。

 

他兇殘的行徑令人不解,但行兇動機已相當明確。他是一名種族主義者,強調白人至上,反對外來移民,他炸毀政府辦公大樓,因為當時挪威的執政黨是對外來移民採高度包容的工黨,他在島上射殺青年,因為他們都是工黨青年團的成員。這種因為內部政治對立而來的屠殺,比起外在恐怖主義的威脅,讓挪威人更加心痛。

 

2005年,曾有挪威媒體引用丹麥漫畫家的一幀漫畫,影射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是恐怖分子,許多移居挪威的穆斯林憤而上街抗議,場面相當火爆;2010年挪威媒體和挪威穆斯林的衝突又一次捲土重來,兩次激烈衝突,都讓挪威社會為之震撼,右派舉著言論自由大旗支持挪威媒體,左派則以多元、開放包容的態度,寬待發動激烈抗議的穆斯林。事過境遷,兩派人馬依舊堅持己見。

 

722屠殺事件發生後,許多國際媒體報導的角度,即著眼當地民粹主義政黨的存在,已無意中助長了一些邊緣思想者變成仇恨和暴力的發動者。布列維克的反外來移民(尤其反穆斯林)觀點和對多元文化的恐懼,都和挪威國內右派政黨進步黨主張相近,而他也確實曾被進步黨延攬擔任要職,有些外媒甚至認為,當時的進步黨主席顏森(Siv Jensen)應該負起責任,因為她極可能為一群急躁的「顏粉」營造出一個亢奮的環境,讓這些人以為可以用暴力、仇恨當作某種發洩的手段。

 

另有政治評論家進一步預言挪威人往後的生活將大為改變,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恐怕會大幅下降,尤其當布列維克喬裝警察現身,讓工黨青年團成員在誤以為安全無虞下成了槍下亡魂,衝擊到挪威人輕易相信人的個性,加以鮮明政治立場的催化,這一斯堪地那維亞小國難保被撕裂成兩個社會。

 

在這一連串「起因」、「過程」和「結果」的連動推論下,布列維克的惡行確實非常有可能被居心不良的政客移轉為打擊政敵的武器。趁著舉國對極右派的憤慨和質疑,左派工黨欲藉機修理右派人士簡直輕而易舉,而右派似乎也有其施力點,把造成社會如此大的動盪,歸咎左派不察民情,錯估反對者對執政黨的政策反彈。

 

結果,挪威社會,乃至挪威政治人物在722屠殺事件後的反應,卻大出各界意料之外。

 

80年代全球首屈一指,出身挪威的「A-HA」樂團當時為了悼念同胞,特別返國為自家人獻唱,三位團員特別為722事件寫下悼詞:「我們,如同身處各地的挪威人,因這場殘忍的事件內心受創,但我們依舊非常自豪,因為在這個小國家裡,政治家、皇室和所有挪威人依然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眼前的悲劇,我們回來,是為了榮耀那些離我們而去的朋友,並報答正承受著傷痛的各位,尤其感謝那些試圖搭著小船,不畏危險拯救同胞的朋友們。」

 

「A-HA」所言,並非出於文青式的浪漫,而僅僅是反映當時挪威社會的真實情況。布列維克極度政治性的瘋狂之舉,竟然沒有導致政黨間彼此撻伐,或是借力使力,順著風勢擺弄,採取任何可能的政治手腕、詞彙,以圖一舉消滅對方。

 

挪威總理史托藤伯格首度出面為722事件所做發言是:「今天之後,我們只能讓挪威社會更民主、更開放,證明自己不會因為類似的暴力行為而停下腳步,儘管我們不會再天真地以為挪威永遠安全無虞。」

 

然而,真正讓人見識到這小國中獨特的國民性格,則來自當時挪威國會年輕議員(27歲)荷漢的一席話。她和10萬名群眾齊聚奧斯陸大教堂弔唁死難者,期間接受CNN訪問時,她有感而發說:

 

如果一個人可以製造那麼多的仇恨,可以想像,當我們所有人聚在一起時能產生多少愛。

 

這句話立刻傳頌挪威大街小巷,甚至感動無數外國人。

 

挪威國會議員荷漢當年受訪畫面。(圖片取自Youtube)

 

荷漢是屠殺案中倖免於難的生還者,一個才剛經歷劫後餘生的受害者,卻是如此平靜地像讀詩一樣念出這些字句。在奧斯陸大教堂前,眾人雙手合十,低聲呢喃著「別了,我們的小國家」(意指過往的天真平和恐將不復存在)不幸中的大幸,就是明天過後一切卻和昨天一樣,這個國家藉由一如往常的平靜,擊垮了布列維克帶來的恐懼,當然,打開電視,他們從來不必忍受好事者胡言亂語的口水之爭。所有人共同經歷了最驚悚的一幕,心中有傷,臉頰上有淚,但他們很清楚知道那不該是仇恨的養分。

 

此事後續的檢討聲浪排山倒海而來,卻不見政治人物之間高分貝的嘶吼謾罵,過往累積而成的心理素質,讓他們習於以持穩的方式面對,不好發議論,不亂畫箭靶,也沒有對著和自己立場迥異的人張牙舞爪,他們有自己必須記取的教訓,但當時他們也以一個小國人民的胸懷和反應,讓旁人深省。

 

花蓮震災,震出了「天譴說」、「德不配位」,以及災區之外,在鍵盤前敲下族繁不及備載的政治仇恨語錄,皆成功創造出地震之外無關主題的吸引力,偏偏這些標準的反動命題常常輕易就被各自的支持者接納,而且完全不去質問這些發言是否切合實際狀況。

 

足見,台灣社會欲從傳統上習慣互不妥協、互相毀滅的對話,前進到一個「善待民主」的對話歷程,真的還有一條非常艱辛漫長的路要走。

 

※作者為《上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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