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中國為了外匯維穩付出什麼代價

何清漣 2018年02月11日 07:00:00

在中國投資環境日益劣化之時,外匯管制更是影響了在華外企的信心,不少企業紛紛撤資。(湯森路透)

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於2月1日公佈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去年中國資本淨流出規模為600億美元,不及2016年6,400億美元淨流出規模的十分之一。結論是:過去一年在遏制資本出逃方面,中國基本上取得成功,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增加以及人民幣升值也都印證了這一點。

 

這份報告因為是專業單項報告,因此,在列出成績之時,未能指出中國外匯維穩付出的代價。

 

限制民企轉移資產的背後是防止債務風險

 

國際金融協會報告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資本流出顯著放緩,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收緊了資本管控,加大了資金流出中國的難度。

 

應該說,加強資本管控是主要原因。這種管控,一是管制中資企業的海外投資,這是資本外流(資本外逃)的主要管道;二是針對外資每年年終將利潤匯回總部;第三種則是針對中國國內人士利用每人每年可換匯5萬美元的螞蟻搬家式換匯,增加換匯難度、減少數額是針對這種小額換匯的主要方法。

 

這三種方式當中,只有第一種才是扼制中國資本外流的合適應對。面對本國商界人士及資本大鱷向外大規模轉移資產(不少人在國內通過發行理財產品或者舉債然後套取美元),中國政府挑選了兩位有深厚政治背景的民企頭面人物作為打擊的靶子,一位是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安邦保險的掌門人吳小暉,另一位是中國首富、萬達總裁王健林,據說他的公司有自江澤民以來三代新老政治局常委的家屬持股,後臺均是政治背景強大之人物,其中包括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及姐夫鄧家貴。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之位,讓其姐姐齊橋橋、習安安兩家出售資產,退出商界,識相的太子黨也只得紛紛離開商界,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於2014年10月從中金公司辭職。但安邦公司與王健林卻從這一年開始了在海外「買買買」的資本擴張過程。

 

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安邦保險的掌門人吳小暉。(湯森路透)

 

以安邦為例,截至2016年底,安邦人壽總資產達到1.45萬億元,其中,海外保險資產達9000多億元,占總資產比例超60%,其中大部分資產都是在國內通過推銷理財產品斂取的資金。王健林則是在國內銀行大肆舉債,萬達公司在海外投資數百億美元之時,其資產負債率高達70%。

 

中國首富、萬達總裁王健林。(湯森路透)

 

安邦與萬達兩家的共同點都是通過大舉借債套匯轉移資產,將風險留給國內金融系統。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於2016年5月召開會議,命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在全國範圍開展第二輪金融整頓。6月9日,吳小暉被帶走調查。在吳失去自由的八個月之內,保監會空降人員已實際掌管安邦集團。到今年1月吳小暉被放出來之時,他已經失去對安邦的控制權。王健林的處境與吳小暉類似,雖然未被關押,但已不得不變賣資產償還巨額債務,並多次公開表態,要將海外資產轉回國內。

 

這樣做的人當然不止這二位,還有其他民企資本大鱷。可以說,從2014年開始,中國民企的資本海外擴張過程,就是中國外匯資產在流失的過程,也因此,中國的資本國際流動,已經從熱錢流入變成了資本流出,外匯儲備面臨迅速流失的危險,如果不嚴控,很可能引發資產泡沫破裂,發生金融危機。面對負債累累、千瘡百孔的金融系統,習近平不得不提到金融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更明確提出党管金融,將管制跨境資本流動,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吳小暉的鄧府孫駙馬身份、王健林的高層人脈,相比中共政權的穩定,其護身符的保護力顯得相對不夠。

 

外匯維穩的代價:國家信用受損

 

對中國經濟影響甚巨、對國家信用傷害最大的是對外資向母公司匯回利潤的管控。中國大陸外資的慣例是每到年底,必向母公司匯回部分利潤。但從中國政府外匯維穩開始,匯回利潤已經變得相當困難。最早發生撤資困難的是日本企業。2016年9月,日本組成一個規模前所未有、共230人參加的日本經濟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與中方商談改善經貿環境事宜,主要訴求就是希望中國政府設立專門視窗,簡化日企(資)撤出手續,因為不少在華日資企業已經停辦,卻無法將人民幣兌換成日元匯回國內。

 

對中國經濟影響甚巨、對國家信用傷害最大的是對外資向母公司匯回利潤的管控。(湯森路透)
 

遭遇這些的當然不止日本企業,在華經營的歐洲公司也無法將股息匯至國外,位於北京的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表示,歐洲企業遭遇的支付困難「擾亂了業務運營」。臺灣《財訊雙週刊》2017年10月12日也報導過多家台企受中國外匯管制之苦,無法將資金匯回臺灣,科技企業TPK宸鴻光電、四方精創等均在內。

 

面對外企的抱怨,中國政府聲稱,絕無不許外企匯款出境之事,只是新增了一些手續。外企公司對境外付匯包含兩個環節,必須先向稅務機關繳納相關稅款,方可到銀行辦理付匯。外匯管制的74號文生效之後,報稅的週期拉長,從此前的一兩個月延長到半年左右,因此產生一些海外供應商未能及時收款的情況。

 

在中國投資環境日益劣化之時,外匯管制更是影響了在華外企的信心,不少企業紛紛撤資。今年1月16日中國商務部公佈2017年全年全國吸收外資情況,稱外商投資增長實際使用外資877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但也不得不承認2017年吸收外資形勢較為嚴峻。需要指出的是,「外商投資同比增長7.9%」這句話背後隱藏了一個嚴峻的事實,因為該報告只計算了新增外資,卻未計算撤走的外資。2017年,中國互聯網上有篇熱文:《你未必知道的外資撤離名單:4500萬人或將失飯碗》,其中,日本企業投資集中之地蘇州的外資撤離幾乎是災難性的,造成當地人大量失業、房地產業急劇衰落。

 

中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是以資本許進不許出這種限制國際資本正常流動的方式獲得的。(湯森路透)

 

美國川普政府實施減稅政策之後,在華美資想撤出大陸的猛增。《紐約時報》在去年12月29日曾發表《中國有條件對外企減稅,防止企業將利潤帶回國》,這篇報導指出,隨著北京試圖阻止資金出逃的大潮,在去年加強的貨幣控制已經令在那裡做生意的外國公司怨聲載道,使更多公司——可能還有個人——意圖通過將資金轉移出中國來減少損失。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中國區事務副會長彭捷甯(Jake Parker)說,他那裡的一些成員企業已經表示想在稅法改革的情況下將在中國獲得的利潤帶回國,而且在考慮快速行動,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遭到資本管制的風險。

 

從2016年8月開始,中國就一直在進行「外匯儲備保衛戰」。這場保衛戰的勝利,是以資本許進不許出這種限制國際資本正常流動的方式獲得的,其主要負面效應就是國家信用受損,外資進入減少及大規模撤退。不久前,劉鶴(傳說今年3月將出任國務院主管金融的副總理)在達沃斯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中,雖然說過「中國改革開放力度將超預期」,但考慮到他曾強調「一切金融危機都源於監管不當」,因此,在中國金融部門的系統性風險未消失之前,中國的金融管控包括跨境資本管制仍將繼續。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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